【盧斯達：續談中國士人性格—求權不得，成為怨婦】
李怡今日講起我談金庸的文章，回顧自己從左派圈子轉出，拒絕「政治找上門」，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不過這個經歷也會成為論敵的話柄。例如熱愛在泛民裡面「捉鬼」的網台論政節目，也將一顆失意的雙眼放到了李怡等等的少數。
也許是因為李怡之類的人敢在泛民之中一士諤諤，提出不一定是圈子裡慣性收視所愛聽的觀點和論述。即便是欲蓋彌彰和暗示，總之李怡早年的左派履歷，也成為某些人的擊點，講講下變成要他們負「政治責任」，思路十分有趣。
我們談士大夫「修齊治平」背後的現實一面，其實「文人」這回事也很消極的。近世以來，我們開始以西來的「知識份子」形容讀書明理的人。但其實知識份子真是一個西方的概念，跟它所代替的中文—士人/士大夫，其實是兩個相去甚遠的概念。近代的Edward Said在有名的《知識份子論》強調知識份子與權力的永恆對抗，將知識分子分為幾種性格：流亡者（exile）、邊緣者（marginal）、局外者（outsider）、業餘者（amateur）、攪擾現狀者（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這些人都敢於「對權力說真話」。
這些人超然於各種組織之上，質疑與批評大眾認定的各種觀念。
中國傳統的士人階層，並不是這樣的。當然，官僚階層中的某人某派，也會在權力鬥爭或者君主壓下來時，經歷流亡、邊緣化、成為局外人之類的命運，但這些都是他們進入權力體系之後的事。士人固然是讀書明理、多才多藝，或擁有某些專業技術，但他們是統治機器的一部份，「士人」不可以離開政權而生，它不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也因此不可能有獨立的位格。
隋唐之際確立科舉制之後，這個性格就已經定型下來。沒錯，歷代的中原士人有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不少人表達過超乎常人的忠孝仁義而「名留青史」，不過他們最終都是權力的玩物。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達出窮隱，顯達的人便出來經世致用，時勢不行便隱逸山林，退居田野，這只是現象，而現象的根源來自政權。學成文武藝，賣予帝皇家。遊俠和遊士，在古世流行，因為大一統政權的魔爪還未無遠不屆。但朝廷越大，就越沒有江湖；「有知識的人」不是「士」，「士」是准官僚，等著皇帝起用的官僚預備軍。
因此我們稱呼很多人做「知識份子」，並不準確，因為他們事實上是中國式士人。這與你學中國文化還是讀洋書沒有關係，這純粹是一種集體文化所產生的人格和階層。就算是學會計的、讀醫的、做生意的，也可以「淪為」中國式士人，有強烈的參政慾望，等待皇帝翻他的牌子。
所以說，也許並沒有「文人參政」這回事，因為在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脈絡(context)下，文人從來就是要參政的，參不了政是異常現象，便就潛龍勿用，等待利見大人的一天，而不是自始至終希望游離於朝政。如果不搞政治，純文人的出路非常窄。士人和文人搞政治是天職，又能解決吃飯問題。《東邪西毒》有一句台詞說，武功高強都要吃飯。武者不想在街頭賣藝，文人也不想去做售貨員，於是涉身政治便順理成章。畢竟操他人生殺大權，不僅很有實利，還很有虛榮。
士人和文人，結合過去的大眾傳媒，文字可以變成影響力，政治找上來之後，政治影響力最終就會變回錢。在這一方面，金庸是很大成就，因為他用文字和商法，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北京願意收買的傳媒機器。這也許比起金庸的文學宇宙更令人響往，畢竟中國文化下的人，讀了那麼多書、自認有經世之材的，想做到的事，也不外乎是金庸做的事。得到皇帝召見、委以重任，兼以一樹梨花壓海棠。
中國士人精神的理想，是由文藝而政治；自唐帝國以詩賦取士，「進士」高於「明經」，就已經如此。金庸做到了，所以他是中國傳統定義之下的人生贏家。
有成功的文人，自然有失敗的文人。金庸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有。大多數人都有那種經略天下的虛榮、有與權力媾和的性衝動。那就糟了，慾望得不到發泄，先是失意，後是暴怒，心理長期不平衡。知識份子沒這煩惱，因為他們一生就是求與權力相對抗，就算是砍頭也不回頭。
但士人不是這樣，他們的心和眼始終是朝著天子。很多香港人讀了很多歐美事物，但還是中國文人。文人求權而不得，在香港的政壇、社運圈，可多了。投機失敗，會成為怨婦，四處瞧不起人。例如自己都進過政府，失意出來之後，忽然又成了民主派，然後四處捉鬼。在他們眼中本土派當然是鬼、新一代是來破壞泛民的守成之功。當梁天琦的代表律師都會說說自己那一代貪圖逸樂推卸了不少社會責任，這些人卻將香港整體社會的淪亡，反過來說是因為年輕人「冒進」而摧毀了泛民的守城努力。
年輕的鬧了，老的又鬧，例如捉鬼。這些人又自己說得很認真，擠眉弄眼的臆測著，編成一個無人能證實或證偽的故事，就當「論述」和「分析」，網台給人看不起，都是自己作的孽。
觀察這個圈子也有些日子了，有不少人都是如此。也就是把自己實際上看得太高，便有一股懷才不遇的失意和孤憤。當他們談到本土派、梁天琦之類的人，都是這樣。也許對著他們不編織一個陰謀論出來，他們無法接受自己的失敗、自己之被掩蓋。的確，人到中年，又蹉跎了不少歲月，執政的希望又沒有，心理又怎能平衡。
但他們說到底只是夢醒了，而不願接受之前的是夢。政權拿不到，民主化無望，但至少你們有安慰獎。立法會議席所形成的那個虛擬政壇，便給你們玩了，還有甚麼好憤怒呢？至少他們那一輩還可以選立法會，政權還接受八大民主黨派；他們所瞧不起和敵視的下一代，卻連那份公務員合約(立法會議席)都不會有。對比起來，他們是時代的寵兒，享受過香港最好的日子，還有甚麼好憤世疾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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